1.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
答：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以人性本恶为最基本的理论前提, 系统地归纳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 一) 人性。现实主义学者无论是从哲学角度出发还是从宗教的角度出发, 都认为人性是恶的。而且, 他们认为人通过教育和智慧的增长并不能解决人性恶的问题, 由此出发, 他们指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由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人是自私的观点而决定的。而作为人的集合体,国家同样会反映出这些特点。这就决定了冲突和斗争是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特征。
( 二) 行为体。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 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国际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单位就一直是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 国家 无论它们是指希腊城邦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 都是国际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存在大量非国家行为体, 如多国公司、恐怖主义集团以及其他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 在国际政治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但是与主权国家相比, 它们的地位总是次要的。[1] 再者他们认为考察和处理国际关系必须着眼于国家, 任何其他行为体都不能取代其主导地位。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认同现实主义的假定, 认为! 主权国家是理性的, 是第一位的行为主体。?[ 2]
( 三) 无政府状态。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区别于国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在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具有国内政治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或普遍权威, 它是一个自主体系, 处于无政府
状态。因此各国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追究所导致的冲突就无法调控。于是世界充满暴力与战争, 处于古典政治哲学中所讲的! 自然状态?。这意味着, 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而不是合作。这种! 自然状态?也决定了国际系统只能是! 自助? 系统, 即每个国家只能依靠自我保护才能在冲突四起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而实现自我保护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增强自身实力, 因为只有强大的实力, 才能保证国家不被灭亡, 保证国家利益在冲突中不受损害。[ 3] ( P4)
(四) 权力、利益。权力概念是传统现实主义学说的核心概念, 但对于! 权力?一词, 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家认可的定义。斯拜克曼认为, ! 权力是一切文明生活最终赖以生存的基础? , 它是按照个人愿望左右他人的能力, 这种能力包括使用! 说服、收服、交换和胁迫等手段?。沃尔弗斯说, ! 权力是一个人驱使或指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能力?。[4] (P28) 摩根索认为, ! 权力是人对其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控制权? , 他把国际政治解释为! 争夺权力的斗争?。国家对权力的
追求大致有三种表现: 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 与之相对应则有三种外交政策: 维持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和威望政策。因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斗争, 所以, 一国的外交政策不能以抽象的意识形态原则为指针, 而必须以强化和拓展! 国家利益?为其最高目的。而追求国家利益又必须以权力为后盾, 即一国国家利益范围的大小必须与其权力大小相当。因此,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权力和由权力所界定的利益, 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 也是国家追求的最本质的内容。
( 五) 国际道德。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道德的作用是有限的, 道德要受到利益的制约, 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普遍的道义原则和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否则毫无意义。维护国家生存本身就是道义原则。摩根索认为不能把适用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以抽象的、普遍的形式应用于国家的行动, 而必须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的环境下加以过滤。尤其是民族国家在对外交往和谋取国家利益时, 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于平常人在相互关系中遵循的准则, 若政治家在对外交往中照搬常人的道德, 他就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民族利益, 就等于把整个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所以, 政治家要具有一种与普通人不同的道德评价方式。[ 6] ( P62)普世道德不适用于国家, 抽象的、绝对的道德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意义的, 争取国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道德。因此, 国家决策者不能以所谓的普世道德指导自己的行为。政治家们为了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权力, 可以不受一般社会道德与伦理规范的约束, 甚至可以采取在一般人看来是不道德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 六) 均势。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主张通过结盟的办法实现力量均势, 在他们看来维持国际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依靠均势。在均势的作用下, 国际和平就可以有保证。现实主义者对于均势的崇拜是和他们所推崇的19 世纪的欧洲均势有关。他们认为在维也纳会议后, 欧洲之所以会出现近100 年的和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欧洲的均势在起作用。在他们的外交思想中, 只要均势实现了, 国际和平就可以有保证了。
2.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
1.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 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1][2][3]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2.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3.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 解体后的苏联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3.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
1.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种族的与宗教的以文化价值为分界线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2.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帝国，它的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弱小的不发达国家的不满与仇恨；
3. 西方文化价值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冲突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催化剂；
4. 全球化使经济不发达的穆斯林国家愈益贫穷，伊斯兰恐怖主义是阿拉伯国家从石油聚敛的金钱与赤贫的政治与文化落后的穆斯林国家结合而生的怪胎；
5. 美国亲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激发起阿拉伯国家的反美与反犹情绪，这种反美与反犹情绪在原教旨主义中找到了极端的反映；
6. 有些穆斯林国家教育极不发达，对青少年的教育大部分由宗教学校免费提供，而这种宗教学校正是灌输原教旨主义和圣战思想的基地，正是驱使穆斯林青年追从宗教狂热的基地。
4.当前的中美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两国的对话沟通非常密切。在过去的两年中，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7次会晤，并经常通电话、通信。两国还建立了60多个对话磋商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二是两国的经贸联系非常紧密。现在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3853亿美元，是建交时的160倍。
三是两国的人员往来非常频繁。现在每年两国人员往来约300万人次，每周有110多次客运航班往返于太平洋两岸。目前，有12万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两万多美国人在中国学习。
四是两国的合作领域非常广泛。两国不仅在一系列双边领域进行深入交流与合作，而且在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着有效沟通与协调。
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与摩擦，关键是双方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坚持通过平等对话与磋商妥善处理。总的看，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对话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流。
建立中美战略互信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经济交往，贸易往来，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二，在原有基础之上，加强高层领导人的互访。
第三，建立军事热线，加强军方往来，消除彼此的不信任感。
第四，消除不安全因素。加强一些国际问题的相互交流，在地区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相互配合。
